“我也是交大校友，你们也要给我发一枚校庆纪念章。”校庆过去两周后的一天上午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来到校庆办公室，进门就嚷嚷。老太太声音很大，惹得办公室的同志们一下子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她身上。
老人个头不算高，但也不算低，属于中等的那种，白发里夹杂着约三分之二的黑发。眼睛很亮，身板很直，步履呢也算得上矫健。她说得是普通话，但听得出来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。
我接待了这位老人。交谈中得知，这位老人名叫虹林，50年代曾当过交大教材科的科长。
“我老伴名叫伊里，去年去世了，50年代担任过交大党委副书记。李岩是交大的纪委书记，他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，我是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的。1956年交大迁校时上级领导派我们到交大工作。我们是从北京赶到西安的，也算是西迁。我和老伴在交大工作了10年，文革前才离开交大到省上工作，你们得承认我是交大人啊。”老太太很健谈，“我老伴不爱说话，但说起话来很有分寸，行政楼里的干部都爱听他讲话。我正好相反，说起话来滔滔不绝，但没有水平。”老太太一边笑着一边作着自我介绍。
看见老太太胸前带着一枚110周年校庆纪念章，我们感到奇怪，就问她，您不是有校庆纪念品吗，怎么还要纪念章？
老太太急了，忙解释说：“我在交大二附院住院，是护士长把她的纪念章送给了我，我对护士长说，我也是交大人，等我到学校要到纪念章再还给你。就这样，我今天坐着车专门到学校要纪念章来了。”说完她怕我们不相信，又说“你们要是不相信，可以问问陈学俊老先生。他了解我们，还给我们写过信，说我们为交大的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张玉璋老师也可以作证，还不信？你们可以查查交大的校史啊！”
校庆办副主任冯老师是老交大了，她证实说，确有一名名叫伊里的校领导。
果然是位老革命！老太太呀，不是我们不相信您的话，可是您“滔滔不绝”，我们插不上嘴呀。
被办公室称为“管家婆”的赵老师见状，忙拿出一枚纪念章送给她，老太太接过纪念章，看了看装在怀里，说：“我今天太高兴了，回到学校，感觉就是亲。”她转过头又说：“你们再给我一枚纪念章行吗？”我们说，学校教职工每人都是只发一枚，就算你是交大校友，也只能有一枚啊。“我不是给我要，我是给住院的另一位校友要的，不然我回到医院带着纪念章，他没有，那多难看呀。我来时给他夸了海口，说凭我在交大工作多年，一定能给你要一枚纪念章。怎么样，成全我吧。”老太太一副求人办事的可怜相。
我们都笑了，老太太也真是的，给你一枚就行了，还那么爱多管闲事。说是说，笑是笑，看着老革命“求人”的好笑样，赵老师又拿出一枚纪念章。
老太太急忙把纪念章宝贝似的装进了怀里。
可能看我们好说话，老太太又说：“干脆，你们再给我两枚吧。”
老太太呀，这您可有点得寸进尺了，您又不是贩纪念章的，要那么多纪念章干什么？
“你们可能觉得我贪得无厌，我这次不是给我要，也不是给住院的校友要，而是给我的两个儿子要。”老太太说得理直气壮。
给你儿子要？不行，纪念章又不是儿童玩具，岂能随便给人。我们更加理直气壮。“我两个儿子都是交大毕业的，不但是交大毕业的，而且是交大附中毕业的，算不算交大校友？我问你？”
妈呀，抬出交大附中了。
“是交大校友，是交大校友。”我们诺诺回答。
老太太的记忆力惊人，居然一口报出了那么长的两串数字。看着这位1923年出生，现年已经83岁的老人，为了要纪念章，跑了这么远的路，说了这么多的话，我们深深被感动了。
离开办公室的时候，老太太遇到了项新时副书记，老太太说：“我老伴是当年的副书记，您是现在的副书记，都是交大的领导，交大不仅是西安的骄傲，也是咱中国的骄傲。我们老了，你们要好好干，要为咱交大成为世界的骄傲多辛苦呀！”
老太太下楼了，我们在窗台上招手为她送行。我突然想给老太太再送一本校庆的书，于是急急忙忙冲到楼下。
老太太的汽车已经走远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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